一、三農現狀

　　

　　2000年初，湖北省的一個鄉鎮黨委書記李昌平向朱镕基總理上了萬言書，大聲疾呼“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由此引發強烈的社會關注，直到今天依然成為全社會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也就是在2000年底，一本叫《黃河邊的中國》的專業書籍引起了三農研究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隨后，于建嶸則憂心忡忡地提出了一些地方的農民有組織反抗的嚴重問題。那么在陜西， 2003年7月20日《華商報》刊登的《陜西三農民自殺調查 緣何讓生命如此脆弱》也震動一時，講述旬陽縣幾位農民相繼因交不起稅而自殺，讓人悲憤的是，自殺喝的農藥也是賒欠來的。

　　

　　翻開那一段的新聞報道，農民負擔絕對是一個高頻詞語，多少農民為此而進京上訪，還有的不惜以自殺甚至更為極端的方式進行抗爭。糧食生產不斷下滑，農業結構調整緩慢，農業生產效益低下，農民收入增長連年緩滯而負擔沉重，農民進城務工壁壘森嚴且工資多年不漲，一時間“三農”問題有積重難返之勢。那么到今天，三農問題有改觀，但固有的幾大問題依然沒有根本性突破。

　　

　　一是農民收入水平低�；�本上這些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在3.3：1左右，2011年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6977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13：1，有所下降。陜西農民收入一直在全國處于倒數行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大，2002—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比一直超過4：1，這兩年有所回落，2011年陜西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8245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028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63：1，農民收入水平達到全國的72.1%；相對水平有所提高，但絕對水平差距進一步擴大到1949元。

　　

　　二是農業生產水平低。由于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在小規模的家庭經營基礎上，要實現現代化農業，難度可想而知。目前中國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約為53%，遠遠低于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入世十年來，農產品貿易呈現全面逆差，2011年我國農產品出口607.5億美元，進口948.7億美元，貿易逆差為341.2億美元，同比擴大47.4%。大宗農產品呈現全面進口的態勢，像大豆，國產1800萬噸，進口5200萬噸；棉花，國產650萬噸，進口356萬噸；食糖，國產1000萬噸左右，進口300萬噸；小麥、玉米原來一直是出口國，現在也開始凈進口，2011年凈進口300萬噸；畜產品進口逆差也在不斷擴大，2011年貿易逆差增加5成；現在只有蔬菜、水果、水產品是凈出口。

　　

　　三是農村發展水平低。專家的估計，農村的發展水平與一般城鎮相差約20年左右，農村正在成為假冒偽劣產品的傾銷地和環境污染的重災區，農村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問題嚴重，5800萬留守兒童考驗執政智慧。農村目前正面臨嚴重的衰敗危機，中國每天大約要消亡50多個村莊，農村基礎設施落后的現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2010年一本名叫《中國在梁莊》的書引起了強烈反響，書中所描述的農村衰敗現狀確實讓人沉痛不已。不僅如此，賈平凹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秦腔》，還進一步提出了農村傳統文化斷裂的可怕現狀。

　　

　　二、歷史根源

　　

　　三農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現狀，需要正本清源，大體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一是基礎確實太差。外國人常說上帝是公平的，但2005年中國三農專家到南美考察歸來后說的第一句話是，上帝不公平。巴西和中國面積差不多，但他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流域，即亞馬遜河，這條河流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好的沖擊平原，至今為止，巴西還有1/3的土地是未開墾的處女地，因為現有的土地不僅支撐了國民對農產品的需要，而且已經讓巴西成為世界最為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國。而中國，耕地只占國土面積的1/10，而且大量為中低產田，耕地面積還不如國土面積僅中國1/3不到的印度多，而且一年一熟或兩熟地域多，南亞卻可以實現一年三到四熟。所以，2008年我隨省政府經貿團到泰國時，人家介紹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說泰國從來沒有餓死人的事情，因為糧食從來都很容易生產。再想想中國，那一個王朝最后的滅亡不是伴隨著無以就食的農民？可是為什么中國這么差的地方卻養活了這么多人？兩條原因，一是清朝的攤丁入畝使人頭稅免了，迅速出現人口膨脹；二是南美傳來的玉米、紅薯、馬鈴薯等高產作物解決了糧食問題。

　　

　　二是自我積累需要。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的積累從來就是血淋淋的，盡管今天的發達國家道貌岸然地推銷著市場經濟理念和民主體制，但誰能否認，他們當初的起步就是以大規模地殺害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掠奪那里豐富的白銀資源而起家的？后來又通過對非洲的瓜分獲得豐富的黃金等礦產資源和黑人勞動力，并進一步通過對亞洲的瓜分獲得豐富的工業原料和工業品傾銷市場，否則工業革命的產品賣給誰？但到了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殖民政策已經在世界上不可能了，怎么辦？這就是”自我剝削“以實現原始積累，一方面通過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提取大量的農業剩余價值，另一方面，大幅度壓縮工人階級的生產消費水平，提取更多的工業剩余價值。那么建國初30年農民通過價格剪刀差為國家奉獻的原始資本積累約為6000億元，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因為“一五”工業建設成就遠超舊中國的100年，但其總投資才766億元，就折合黃金約7億兩。

　　

　　為了實現新中國迅速工業化的目標，國家被迫發明了兩項制度，一是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也就是農民的產品必須賣給國家的供銷系統，農民需要的工業品再通過供銷系統供給農民，這樣才能順利實現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二是戶籍制度，1958年1月，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91次會議通過《戶口登記條例》，從此城鄉二元體制形成，這樣可以防止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快速大量流動，減輕城市就業壓力和食品供給壓力，更好的加快工業發展�，F在我們就可以想像，毛澤東時代，中國沒有一分外債，卻形成了基本齊全的工業化基礎，靠的是什么？就是二元體制，應該說二元體制的歷史功績不容抹殺。最近的研究又表明，正是因為毛澤東拒絕外債，才讓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以拉美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陷阱沒有在中國產生，因為拉美陷阱的源頭正是貸款時利息相當低廉的發達國家資本，而后期的利率變化和匯率變化卻讓發展中國家吃盡了苦頭，從此一蹶不振。

　　

　　三是體制壁壘森嚴。城鄉二元體制歷史有功，但畢竟不是歷史的產物，到了一定程度還不放開，那就成了單純的剝削工具。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二元體制的弊端不斷顯現，最大的問題是一味地從農村提取而不反哺，導致農村衰敗嚴重。當前通過城鄉二元體制至少對農民實現了四種剪刀差的剝削：除上述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外，第二個是城鄉勞動力價格剪刀差，城里的勞動力必須有社會保障配套，而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只有工資沒有保障，還要交各類稅費，據測算全國一年農民工的勞動力價格差在3000億左右，也就是說正是靠著這3000億才支撐起在世界聞名的中國血汗工廠，否則你就難以理解，為什么那么低的代工利潤率只有在中國可以生產。第三個剪刀差是城鄉土地價格剪刀差，這個更狠，靠著農村集體用地必須征用為國家建設用地這個規定，全國各地一年從農民的手中奪取的土地價格差大約在2萬億左右，全國土地財政一年超過3萬億，大多數是從農民手里獲得的，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各個地方政府會熱心于經營城市，因為經營城市的核心是倒賣土地換取財政收入，也就不難理解各地的拆遷征地過程為什么會出現那么多暴力事件，而農民的反抗又是那么的極端！因為在強大的政府機器面前，農民除了極端的反抗還能采取什么辦法？第四剪刀差是城鄉金融存貸差，各個設立在農村的金融機構，完全淪落為掠奪農民資本的抽水機，全國每年的農村貸款大部分被提取到城市，用于城市擴張和工業擴建，而農民發展生產需要的小額貸款卻貸款無門。有專家對此估計，全國一年從農村抽走的資金約為6000億元，被稱為三農大抽血。所以，為什么農行上市必須由國家強制規定，貸款的30%必須用于農村，而郵政儲蓄銀行為什么又要被定位為城鄉小額貸款銀行，因為農村的金融已經無法支撐農村的進一步發展。

　　

　　四是制度成本轉嫁。本來農村的情況已經很差，但1994年以后的分稅制度改革，又最終轉化為農民頭上的沉重負擔，農村人形象地稱之為“頭稅輕，二稅重，三提五統無底洞”，這個頭稅是國家的農業稅，征收比例僅7%；而二稅則是各省的地方稅，也有限；但縣以下的各種收費不僅名目繁多，而且數額巨大，最終形成的局面就是農民負擔異常沉重。因為分稅制以后，中央掌握了60%的財力，而地方只剩下40%，既要養人，又要干事，所有的負擔最終只能轉嫁給農民。于是鄉村政權的基本工作在這一時期只剩下“刮宮流產、催糧要款”，前一個是計劃生育，屬于一票否決的硬性政治任務；而后一項則是鄉村干部的自身生存保障，否則干部也過不下去。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的時候，鄉鎮企業全面出現危機，農業生產效益低下，在此壓力之下，農民被迫大量進入城市，“離土又離鄉”的民工潮由此形成。在這一民工潮中，充滿了悲壯的色彩。盡管正是民工潮的涌入，才造就了以廉價勞動力為支撐的中國制造的騰飛，但一些城市為防止農民“盲流”的涌入，煞費苦心，千方百計地使用堵、卡、罰、遣等手段，其場景至今讓人觸目驚心。

　　

　　三、化解演進

　　

　　三農問題的化解是伴隨認識程度的不斷加深而逐步推進的。大體經歷過以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80年代的體制突破期。家庭承包全面經營制度全面推行才三年，到1984年的時候，農民出現了賣糧難。這在過去多少年是不可想象的，因為糧食一直是不夠的，由這個側面就可以反映出家庭承包經營激發了農民極大的生產積極性。但問題出現了怎么辦？那就是打破統購統銷制度，允許農民自賣余糧；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因為副業也出現了過剩，于是又允許農民進城賣農副產品，但前提是自帶口糧，因為城市無法給沒有糧本的農民賣食品。新的問題進一步出現，農民開始用多余的農產品搞加工，社隊企業發展起來了，國家及時松綁，并規范為鄉鎮企業，于是全國遍地烽煙，有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之說，歷史定名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鄉鎮企業的突然崛起，進一步印證了農村生產力在體制因素破解后其潛力是無限的，也進一步印證了農村的改革完全是農民一手推動的。在鄉鎮企業起來后，出現兩大經濟現象：一是短缺經濟開始消失，大量的生活日用品都由鄉鎮企業生產出來；二是第一次民工潮形成，其基本特征是“離土不離鄉”，也就是大多在家門口的鄉村企業里半工半農，到90年代時，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勞動力竟然達到1億多人。

　　

　　第二階段：90年代的矛盾激增期。自1992年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后，開放進程明顯加快，三資企業大量進入中國，城市私營經濟全面崛起，國有企業也開始轉制，由短缺經濟導致的企業發展黃金期結束了，在市場競爭不斷激烈，國企、外企、私企不斷逼近的情況下，鄉鎮企業矛盾集中暴發，產權不清、職業經理人制度難以建立、企業發展水平較低等因素全面暴露，積重難返。到了新世紀，春蘭隕落，大概可以視為傳統鄉鎮企業命運的一般終結，曾經耀眼的鄉鎮企業“蘇南模式”后來一度成為“彎路”的象征。與此同時，國家層面出現了分稅制改革，前面已經提到，最終成本也轉嫁到農民頭上。加之農產品價格則多年低迷，農資價格不斷抬升，農業效益大幅下滑，可以說，90年代中后期，三農問題內外交困，農民有走投無路之感，最終被迫開始了大量進入城市，“離土又離鄉”的民工潮由此形成。

　　

　　第三階段：新世紀的全面化解期。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和研究2003年農業和農村工作，胡錦濤首次提出，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7日至8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胡錦濤、溫家寶作重要講話，進一步明確重中之重，由此拉開了新世紀“三農”工作突破性前進的序幕。然后從2004年開始，中央連年出臺1號文件，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一個三農理論和政策體系，“三農”問題今非昔比，甚至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么最大的變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思維從城鄉割裂到城鄉一體，研究“三農”問題的路徑已經從技術層面轉向制度層面，推動“三農”工作的方法從單一轉向綜合。國家對于農民的政策已經從減負轉向增收并進一步推動城鄉居民平等，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價等不公平的現象正在消失，農民的國民待遇正在全面落實；國家對農業的政策從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到發展現代農業再到“三化同步”，無論是在理論認識層面還是政策舉措層面均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的政策不斷加強；國家對于農村的政策已經置于城鄉一體的大視覺下，大力推動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在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同時，大力推進小城鎮建設，鼓勵農民有序進城。

　　

　　四、未來展望

　　

　　在回望“三農”歷史進程的時候，可以感受到已經走出最為困難的時候，也能感受到在更大的歷史背景下解決“三農”問題的壓力依舊，但“三農”的未來卻可以透過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來憧憬，我個人的思考如下。

　　

　　一是中國農業前途中性化。盡管各方面專家對中國農業的未來描繪了很多，但一個基本的國情不可改變，這就是人多地少。因而，我贊同黃宗智先生的觀點，中國農業的出路必須要推動小農經濟的新生，其前景將會是以小型農場或小型家庭農場為主，呈現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化的特征。但我對中國農業的前途問題還想描繪得再多彩一些，這就是在中國地域廣闊且區域差異較大的情況下，中國農業未來的發展模式會多樣化，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經營形式會在大部分地區繼續存在，經營規模的增長也會有限，但也不排除小農經濟的加速分化，一些傳統的非主流經營形式會崛起，比如東北、新疆的大農場，在農產品的商品化供應方面地位會更突出；一些發達地區在工業化、城鎮化完成之后，農業的規模經營也會發展起來，而且可能是名義上的集體化；還有最適合資本介入的畜牧養殖產業，可能面臨農戶大量退出的境地，成為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代表；還有一些地方的家庭農場會發展起來，出現數量有限的中國農場主，盡管其規模會比我們傳統概念上的農場要小得多; 由農民專業合作社來統一經營甚至是加工銷售的局面會發展，但要形成真正的統一經營恐怕還需要繼續期待，因為中國農民善分不善合的局面還需要時間來不斷改進。但可以預見一點，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生產成本會越來越高，比如蔬菜、水果。

　　

　　二是中國農民未來主體不必過分擔憂。明天誰來種地？這是最近非常吸引眼球的新聞標題，但我感覺這是一個偽問題，因為必須搞清楚誰是中國農業的真正勞動力。我覺得，社會各界應逐漸改變對農村勞動力“386199”（婦女、兒童、老人）的概念化認知，因為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首先，婦女、兒童隨青壯年勞動力一并進城的情況正在不斷增加，農村的老年化、空心化更加嚴重；其次，近年的中國農業勞動力其實主體是農業機械和社會化服務組織，凡是能夠機械化的地方，機械已經完成了最為主要的農業勞動，凡是有條件的地方社會化服務也在加快覆蓋。也正是因為這樣，繁忙的三夏、三秋景象不復存在，老人才能在農村負擔起農業生產的任務，而外出務工的人也可以在年中不再回來；再次，農業現代化的主體一定是年輕人，特別是高投入、高產出、高風險的農業產業，如現代畜牧業；而以返鄉務工青年、返鄉大學生為主體的一批年輕人正在帶來農業的新希望，當他們選擇回到農村的時候，就表明了農業將成為其人生的事業而不是老一代農民的基本生存手段，也就注定了他們必將扛起現代農業的大旗前進，他們的數量不必很多，因為也不需要很多，但作用卻會越來越突出。

　　

　　三是農村城鎮化可謂真正的隱憂。2011年，全國城鎮人口首次越過農村人口，也就是城鎮化率越過50%。由此，我不由得想起《三農中國》(第12輯)中，溫鐵軍說自己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大聲疾呼加快城市化，可現在城市化快了，他卻怕了，為什么要怕，因為怕亂了；賀雪峰則是算賬式的苦口婆心，也說不要過快的城市化，因為盲目的進城農民會更窮；兩人都提到，一味的加快城市化，貧民窟的出現幾無可免，對社會的穩定會造成重大隱患。中國今天的城鎮化，至少有三大隱憂，其一，貧困群體的惡性循環，即低收入－低教育－低就業－低收入，而且中國階層的分化與優勢階層的固定，會讓低層群體上升的難度不斷增加；其二，農民進城的貧困化與封閉化，即農民在城市的工作層次大多是低技術低報酬的，無法支撐城市的生活成本，而心理上被城市人鄙視的情節將嚴重影響其正常生活與融入，甚至產生隔閡；其三，城市土著居民與新遷入群體的融合問題，這在珠三角部分地方已經因為經濟利益問題引發激烈的群體沖突，成為城市管理的新課題。由此，可以看到，在風起云涌的推動農民進城過程中，多是政府的勁大，而農民似乎無動于衷�，F在圍繞農民進城，在制度方面給予了過多的批判和建設，而恰恰忽略了作為進城主體的農民的技術層面的問題，他們想不想進城？有沒有能力進城？多數情況下，農民非不愿也，而不能也。因此，要特別汲取農民進城的法國經驗與拉美教訓，讓農民有準備地進城。

　　

　　而巴黎騷亂又在警示，第二代農民工的城市平等問題將很可能成為更大的城市隱患。巴黎騷亂主要發生于郊區的北非移民區，主要參與者幾乎全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法國對北非移民的政策不可謂不優厚，因而有“移民天堂”之說。但即使如此，移民仍是法國的貧窮弱勢群體，文化層次低，社會地位不高，移民聚集區管理不善。對于第一代移民來說，他們的對比對象是流入地和流出地，因而總有一種比原來強多了的感覺，往往還有著被收留的感恩之情；但移民的后代則對比的是自己的現實和法國主流社會現狀，于是總有一種難以排遣的屈辱、歧視、挫折和失敗心理，甚至是絕望，最后導致嚴重的對立情緒，最終因為一個小小的事件引發大的騷亂。目前，中國的農民工子女正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艱難成長，他們難以享受教育、就業等城市公民待遇，又難以回到原來的農村，已經成為沒有家園可依的“無根之族”，待他們長大成人，將會對社會產生怎樣的負面影響？

　　

　　總之，中國的“三農”問題，既不悲觀，也不樂觀，其龐大的歷史體積需要在中國現代化的大進程中，以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段落來逐步化解。

　　

        【關鍵字】：三農問題    農業  水產養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