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今，吸引無數浙江水產人“離鄉背井”的經濟收益已經不再豐厚。對于他們而言，水產養殖不僅不再是“一片坦途”，而且陷入了“山重水復”境地，甚至有些已經“窮途末路”。

　　

　　前不久有業內人士提出，“浙江人對水產行業發展的阻礙明顯”。這一論調是否有失公允？這個龐大的養殖群體將走向何方？為此，記者特赴海南浙江水產人的養殖大本營——文昌，深入了解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態。

　　

　　

　　海南文昌的羅非魚養殖戶早年以本地人為主，他們利用海水養殖，成功率低，發病率高。2000年前后，浙江人開始大批涌入。由于資金與技術優勢，浙江人手里的羅非魚養成率接近90%。在行業蓬勃發展態勢驅動下，2008年又有一大批浙江人進入大致坡、大圓橋地區。之后，浙江水產人占據了8成左右的羅非魚養殖市場。

　　

　　2009年，羅非魚鏈球菌病對整個華南地區形成巨大沖擊，并逐漸蔓延至海南，大大降低了當地的羅非魚養成率。雖然文昌地區養成率仍然很高，但是整體區域的養殖成功率呈逐年下降趨勢�！吨袊鴿O業報·第一水產》記者從當地漁政局獲得的數據顯示：2010年，海南文昌地區羅非魚養成率尚為8成，2011年下降至7.5成，2012年僅為7成，2013年與2014年，這一數據都在6成上下波動。

　　

　　“浙江水產人的投機心理也害了他們�！闭憬�縉云的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雖然會有鏈球菌之類的一些新問題出現，但如果將傳統的、已經有成熟經驗的各種日常管理扎扎實實做好，養成率肯定會提高很多。但許多浙江人總想著賺快錢、賺大錢，不肯扎實做好日常管理，隨隨便便就想著擴大規模，或者換地方去養。增大養殖規模，管理也要跟上，否則就很容易出問題�！�

　　

　　雪上加霜的是，在羅非魚行情不景氣的情況下，塘租始終居高不下�！拔牟凉O政局相關人士告訴記者，迫于高塘租，有的養戶可能增加投苗密度，有的養戶可能使用違禁藥物，把養殖成功率建立在不斷破壞環境、積壓病害甚至影響食品安全的基礎上，“羅非魚磺胺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浙江養戶”。

　　

　　

　　“對池塘過度地資本傾注影響著水產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敝袊�水產學會秘書長司徒建通認為。浙江雖屬沿海，但土地并不像長三角、珠三角那樣平坦肥沃，耕地少，人口多，人均只有2-3分土地。因此，浙江人對土地的炒作聞名全國。不管是曾經的溫州炒房團，還是近幾年水產行業的炒塘，都不乏浙江人的身影。

　　

　　養殖戶沈小敏來自浙江臺州，1994年入粵從事“魚鴨混養”，2004年經手下工人介紹來到海南從事羅非魚養殖。“2004年，文昌就已經來了一大批浙江人，尤其2010年后，更是蜂擁而至。”沈小敏告訴《中國漁業報·第一水產》記者。

　　

　　由于現在羅非魚養成率降低，加上行情不好，浙江人開始陸續撤離海南。沈小敏可能也會成為其中之一，他的12口塘已經空了一半，準備將剩下6口塘的成魚賣出以后就回家。采訪現場除了沈小敏與記者，還有前來購買他魚塘上貨運三輪的本地人，平時沈小敏與工人就是用這架三輪拖飼料喂魚。

　　

　　“干不動了，羅非魚現在這個價位根本填補不了我一年的養殖成本。目前，成本里面占大頭的是主要是飼料和塘租。對于養殖業來說，飼料占大頭情理之中，但昂貴的塘租已經超出了我的成本負荷。塘租高就要逼著我加大養殖密度，多用抗生素防病害。所以，這幾年水產養殖都陷入了一個怪圈：養得越多結果越差，養得越差越要多養。”沈小敏一臉氣憤地向記者介紹，“魚價低其實是小事，做生意哪有指望行情一直好，只賺不虧的？但最怕沒現金流，除去兩個大頭開銷后剩下的錢根本無法保證漁場正常運轉，上次就是因為沒錢交電費，拉了我的閘，增氧機開不了，你也應該知道這對于養魚的是什么后果……”說完，沈小敏猛吸了一口煙。

　　

　　大量涌入的浙江人，迅速抬高了當地的土地租金�！艾F在文昌的房價才3000-4000元/平方米，而塘租卻要4000-5000元/畝，有些甚至超過6000元/畝，塘租比房價還要高嘛�！鼻皝碣徺I三輪的本地人調侃道。

　　

　　2004年，沈小敏用手上40多萬的本金加上貸款從浙江老鄉余恭會手里租下了250多畝魚塘。據沈小敏介紹，他從余恭會手里租塘時，想租10年，但對方一次只租給他5年，第一個五年沈小敏的租塘價格為1200元/畝，第二個五年就漲到了4300元/畝，僅塘租一項，就提高了近80萬元。

　　

　　

　　余恭會屬于不養魚蝦也不賣飼料的炒塘專業戶，即所謂的 “二塘東”。隨后，沈小敏恰好要找余恭會商量合同細則，記者便隨行一并采訪到了余恭會。

　　

　　早在1998年的時候，余恭會就來到了海南，那時候羅非魚養殖剛剛興起。“本來一開始我是打算自己養的，后面看涌入的浙江人越來越多，才萌生出了倒騰池塘的想法。我當時籌集了60多萬資金加上200萬貸款，從政府手里承包了一塊800多畝的土地，年限為25年，后來分批轉租出去了。我們這么多資本投入進來，肯定要得到回報啊，光靠養魚不能達到高回報，所以炒塘成為了一個增長點，這也不是哪個人能左右的，是大資本投入的體現。”

　　

　　超強的民間融資能力和議價能力，讓浙江水產人容易獲取優惠條件，從而擠壓上下游企業（苗種、飼料、魚藥）的利潤空間，致使上下游微利甚至無利，而其自身則實現快速的擴張。對此，文昌招商局人士向記者抱怨：“從某個角度講，浙江人利用資本優勢進行投資，雖然這樣可以使行業迅速興盛，但持續時間不長，短暫的急劇增長過后就出現長時間的萎靡不振甚至下滑，有浙江人大資本投入的行業都有這個特性。如果沒有大體量資本沖擊，這個行業雖然發展慢，但畢竟還是在一步一步前進，相比起來，來得更踏實穩健�！�

　　

　　今年5月，浙江政府通過農信聯社發放1億低息貸款，專門扶持兩廣蝦農和海南羅非魚養殖戶。通過各地養殖協會或漁業合作社擔保，每畝可貸款2000元，規模達到250畝以上的養殖場，最高可貸款50萬元。然而，這一系列“大動作”卻并沒有帶動浙江養殖群體的集體“回暖”。

　　

　　詹訪富是海南大致坡地區的浙江羅非魚養殖戶，在該地區具有一定威望。同時，他是2015年初“海南停料事件”的幕后組織者。當《中國漁業報·第一水產》記者問及其“1億低息貸款”的消息時，他表示，“是知道，但又如何呢？我們要么根本貸不到，要么只能貸到高利息的。政府支持海南的這部分貸款，都被超大投資戶們把持著，我們‘小戶’哪里享受得到？他們拿下貸款又繼續擴大規模，不斷的滾雪球，后來的養殖戶都要從他們手里租塘。所以，弄得后來的養殖戶怨聲載道，新鮮血液變得越來越少。”

　　

　　除了政府資本扶持收效甚微以外，浙江水產人的行業議價能力也在減弱，因為飼料行業中的賒銷現象正逐步被現金流取代，現金交易的議價空間比賒銷小很多�！耙话阗d銷比現金要貴700-800元/噸，風險很大�！憋暳辖涗N商馬治秋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馬治秋坦承，現在他手上一大半客戶的飼料都是賒欠的。“我把老鄉介紹到這里養羅非魚，總要給他們支持。不光他們怕病害擴散和臺風天，我也怕！每次聽到有臺風，我都睡不著覺。”

　　

　　2007年，馬治秋經朋友介紹來到文昌，發現羅非魚養殖發展得如火如荼，感覺有投資價值，于是做起了飼料經銷，最好一年能銷5000多噸，同時還承包不少灘涂，開挖池塘后轉租出去。做飼料經銷的頭兩年，馬治秋收益巨大，但2009年后開始走下坡路，尤其羅非魚鏈球菌病肆虐時，客戶沒魚賣，馬治秋也遲遲收不回飼料款。其中，還有2個客戶跑路了。

　　

　　“不想再這樣戰戰兢兢地做生意了，準備從明年開始，縮小賒銷比例�！瘪R治秋說，“如果用現金流，一年下來，不僅養殖戶可以節約幾萬元成本，我們經銷商的‘壞賬’也會變少，也沒什么風險。”

　　

　　“有些浙江養戶養虧了‘跑路’，甚至有些養成賺錢了也直接‘跑路’，我們無處追款，即使是老鄉也很難找。”“有些浙江養殖戶為了逃避欠款，人走后增氧機還開著……”這樣的聲音，在浙江養殖群體中出現得越來越多。

　　

　　在鏈球菌與低魚價的雙重侵襲之下，浙江水產人也受到沉重打擊，逐漸走到發展瓶頸。他們之中有人迷茫，有人掙扎，甚至有人退出。在進進出出、大起大落的過程中，浙江人的信譽問題引發了不小非議。

　　

　　“我租塘不會租給浙江人。”張衛東是文昌本地的養殖大戶，手中有700多畝的魚塘，因為年事已高，他準備將一半的魚塘用于出租�！八麄兌际恰�外地人’，如果搞得不好，一走了之。即使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浙江人做生意還是講信譽的，但誰都不敢冒這個險，我們村上已經發生過3例這種事情了。雖然現在苗種商、飼料商和機械公司都還是會賒給浙江人產品，但比例已經壓縮�！�

　　

　　張衛東還向記者爆料了去年某合作社打架事件。2014年海南遭遇臺風后，該合作社向�？谑姓�府申請了災后補貼，補貼到賬后，按畝繳納會費的散戶卻沒有拿到相應的補償。散戶不服，于是發生了嚴重的斗毆事件�！昂献魃绮幌衿髽I有一套科學合理的管理機制，而更多的是帶有‘團伙’氣息。高不成，低不就，這是合作社的尷尬之境�！睆埿l東指出了合作社的弊端所在。

　　

　　曾經，“信譽”與“合作”是浙江水產人闖天下的閃亮名片，但現在已蒙有一絲灰跡。也許，只有摒棄浮躁、沉下心來，回歸水產養殖的本質，回歸商業的本質，浙江水產人才能擺脫當前的困境，再次成為中國水產行業的亮麗“旗幟”。

　　

　　

　　浙江水產人的雙重使命在的本次調查中，記者雖將觀察重點放在浙江水產人的困境與局限上，但這一群體“勤勞、創新、團結”的開拓精神仍給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借用馬克思的殖民主義雙重使命學說：英國對印度的殖民過程中完成了雙重使命，一是破壞性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就是建設性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社會奠定物質基礎。與此類似，浙江人赴外搞水產養殖雖帶有一定的掠奪性投資性質，但早期的大量資本投入，確實推動了水產行業的發展，改善了當地農業基礎設施，提高了水產養殖技術水平（如咸淡水土塘養殖的開創），也拉動了各地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敢做敢拼，率先投身水產行業，不斷影響著中國水產行業的格局和走勢。無論浙江養殖戶未來是否會銷聲匿跡，他們都曾是中國水產行業的“先鋒”，這一點毋庸置疑。

　　

　　只是今非昔比。目前高投入、高產量、高擴張速度的運營模式，讓浙江水產人騎虎難下。中國水產養殖與養殖群體是否能夠走出一條更為良性的道路？不論如何，浙江水產人的探索歷程，都能夠作為最為典型的樣本之一，值得全行業去鏡鑒、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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